推动哮喘诊断“关口前移”股票配资门户官网，实现早期管理突围。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据统计，全球约有3.5亿人受其影响[1]，在我国，20岁及以上人群中哮喘患者高达4570万[2]，疾病负担极为沉重。然而，由于该病异质性强、临床表现差异大，加之肺功能检查普及率不高等原因，哮喘识别不足与诊断延迟问题依然突出，成为当前疾病防控的重要挑战。
为应对这一局面，近年来国内外指南均对哮喘诊断相关内容作出重要更新，旨在通过更优化、更可操作的流程，提升哮喘早期识别与诊断率。本文将结合最新指南内容，系统梳理并解读哮喘诊断新思路与实施路径。
规范诊断的基石：临床表现与辅助检查的核心证据
哮喘的诊断基于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及可变气流受限的客观证据。其中，提示哮喘的症状体征包括[3]：
反复发作性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夜间及晨间多发，随时间变化，强度不一，常与接触过敏原、冷空气、物理、化学性刺激以及上呼吸道感染、运动等有关。
发作时及部分未控制的慢性持续性哮喘，双肺可闻及散在或弥漫性哮鸣音，呼气相延长。
上述症状和体征可经治疗缓解或自行缓解。
而可变气流受限的客观证据主要通过肺功能检查获得，临床优选支气管舒张试验或激发试验[3]：
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吸入支气管舒张剂后，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增加≥12%，且FEV1绝对值增加≥200 mL；或抗炎治疗4周后与基线值比较FEV1增加≥12%和绝对值增加≥200 mL（除外呼吸道感染）。
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吸入激发剂后FEV1下降≥20%，提示存在气道高反应性。
此外，呼气流量峰值（PEF）平均每日昼夜变异率>10%（除外呼吸道感染）、运动激发试验阳性（FEV1在运动后较基线下降≥10%，且绝对值下降≥200 mL）亦可作为可变气流受限的证据[3]。
符合上述症状和体征，同时具备可变气流受限客观证据中的任一条，并除外其他疾病所引起的喘息、气促、胸闷、咳嗽，可以诊断为哮喘[3]。然而，这一常规诊断路径在临床实践中仍存在一定局限，例如，支气管舒张试验存在较高的假阴性率[4]，而支气管激发试验在我国开展率偏低[5]；此外，未接受治疗的哮喘患者肺功能存在波动性，就诊时并不一定能实时捕捉到气流受限证据，易导致漏诊。
规范诊断路径拓展：引入灵活评估策略，提高哮喘识别率
针对上述临床瓶颈，我国《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年版）》[3]（简称“新版指南”）提出，在遵循常规诊断原则的基础上，若临床症状提示可能为哮喘，但无法开展支气管激发试验，或达不到诊断标准中可变的气流受限依据时，不建议过度依据支气管舒张或激发试验的临界值，可采用更灵活、多维的规范诊断策略以提升疾病诊断率。具体而言，患者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可考虑哮喘诊断：
肺通气功能检查无法开展时，可采用呼气峰流速仪行支气管舒张试验，PEF较基线增加≥20%（排除4周内呼吸道感染）[3]。
两次访视之间，肺功能FEV1变化≥12%且绝对值≥200 ml（排除4周内呼吸道感染）[3]。
FEV1占预计值%≥80%的患者，基线期肺通气功能存在小气道功能障碍[最大呼气流量（MEF）25、MEF50、用力呼气中期流量（MMEF）三者中，任意两者占预计值%≤65%]，或支气管舒张试验FEV1增加≥10%，伴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35 ppb[3]。
值得一提的是，该拓展路径将小气道功能纳入诊断评估体系，是基于循证证据作出的重要更新。小气道通常指直径＜2 mm的气道，是哮喘疾病病理和炎症的主要部位，由于其功能不易被评估，常被描述为“沉默区”[6]。长期以来，哮喘的诊疗多聚焦于大气道功能的变化，对小气道关注较少，而事实上，小气道功能障碍在哮喘早期可能就已存在，轻度哮喘患者甚至可仅表现为小气道功能异常[3,7]。
一项回顾性横断面研究[8]显示，在大气道功能正常但有哮喘症状的患者中，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者的小气道功能，与阴性者相比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R5-R20升高、用力呼气流量（FEFs）降低（均P≤0.001）。该研究进一步通过ROC分析评估不同指标对气道高反应的预测能力，发现FEF25%-75%和FEF50%的预测效力最高（AUC分别为0.763和0.762，提示诊断价值可接受）。
这些结果表明，小气道功能检测有助于早期识别潜在的气流受限，临床应重视对小气道功能的评估。
新版指南提出的这一拓展路径高度契合我国哮喘管理现状，实现了诊断流程的本土化优化，进一步完善了规范诊断体系，可有效减少漏诊，尤其适用于基层医院及医疗资源不足地区，为筑牢哮喘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该思路也与国际共识同步，呼应了GINA 2025对初诊“气流受限”描述的更新——GINA 2025将“可变性呼气气流受限”调整为“可变性呼气气流”[9]，意在纠正临床中“必须检测到气流受限才能确诊哮喘”的误区。
规范诊断策略补充：关注生物标志物，助力精准诊疗
近年来，随着对疾病病理机制认识的深入，生物标志物在哮喘诊疗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GINA 2025系统整合了2型炎症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明确推荐将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计数和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作为识别2型哮喘的参考指标[9]：对于具有典型哮喘症状的患者，若无法进行肺功能检查，或肺功能检查结果呈阴性时，升高的FeNO水平或外周血EOS计数可支持2型哮喘诊断（需排除非哮喘类疾病引起的FeNO或血EOS水平升高，较低的水平亦不能排除哮喘）。
其中，成人和青少年FeNO需>50 ppb，儿童则要求>35 ppb；对于外周血EOS计数，GINA并无统一的诊断截断值推荐，仅提出应超过该地区或国家实验室参考值中，人群正常值的上限[9]。我国一项回顾性研究[10]纳入336例哮喘患者与127名健康受试者，分析发现当外周血EOS计数截断值取145个/μL时，对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结果预测效力最佳（敏感性83.46%，特异性93.75%，AUC 88%）。
不典型哮喘的诊断通常面临更大挑战。如咳嗽变异性哮喘（CVA）患者常以慢性咳嗽为唯一或主要症状，缺乏典型喘息，其识别更依赖辅助检查。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是确诊CVA的重要条件，但临床中存在假阴性、假阳性或无法实施的情况[3]。此时，生物标志物可发挥重要的辅助诊断作用。
一项横断面研究显示，小气道功能指标（FEF50%、FEF75%或FEF25%-75%）与FeNO或外周血EOS计数的联合模型，对气道高反应性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AUC均＞0.8，提示诊断价值佳）[8]。这一结果表明，生物标志物与小气道功能联合评估的模式，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诊断精准度。
小结
哮喘诊断路径的拓展优化，体现了从“等待典型”到主动整合多维证据的诊疗理念进步。通过整合更灵活的可变气流受限证据、以及生物标志物应用策略，有助于构建更贴近临床实际、尤其是基层需求的规范诊断路径。未来应加强该路径的推广与落地，推动其在各级医疗机构的规范应用，从而在早期识别、精准诊断与规范管理方面为哮喘防控提供系统支撑，最终改善患者的预后与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GBD 2015 Chronic Respiratory Disease Collaborators.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deaths, prevalence,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and 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for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nd asthma, 1990-2015: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5. Lancet Respir Med. 2017 Sep; 5(9): 69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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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 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年版）[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5, 48(3): 20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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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黄楠馨, 刘丽君, 赵少倩, 等. 哮喘慢性持续期患者小气道功能障碍影响因素分析及心肺功能评价.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25, 24(7): 473-480.
[8] Bao W, Zhang X, Yin J, et al. Small-airway function variables in spirometry, fractional exhaled nitric oxide, and circulating eosinophils predicted 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 in patients with mild asthma. Journal of Asthma and Allergy, 2021: 415-426.
[9] GINA 2025. https://ginasthma.org/wp-content/uploads/2025/05/GINA-Strategy-Report_2025-WEB-WMS. pdf.
[10] Fang L, Shen Y, Huang T, et al. Diagnostic value of IgE, fractional of exhaled nitric oxide, and peripheral blood eosinophils in adult bronchial asthma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disease severity. Am J Transl Res. 2024 Dec 15; 16(12): 7521-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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