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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捷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联储原高级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胡捷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1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512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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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看待“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
为了形象地阐述我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观察，我将其概括为“从全球化1.0向全球化2.0的转化”。这是我所总结的国际经济形势演变的一个宏观脉络。
在全球化进程中，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微观企业层面，通常都会考量三个核心因素：一是国家安全，二是经济利益，三是价值认同。所谓的1.0时代与2.0时代，其区别在于这三个因素的排序权重发生了变化。
在“全球化1.0”时代，即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至2016年特朗普上台，这大约40年的时间里，经济利益被置于首位。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排序，并非因为国家安全和价值认同在那个时段不重要，而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大部分人，特别是欧美的精英阶层普遍认为，国家安全和价值认同的差异似乎并不构成追求经济利益的障碍。因此，在实际操作层面，各方主要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全球化布局中，只要账面计算可行，成本收益合适，相关经济活动就会推进。
为了说明当时的时代氛围，我列举两个典型的代表性观点：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1992年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一书。这一著作发表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一年。当时以福山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无论世界各国的政治形态、文化背景或经济制度现状如何，最终似乎都将走向同一个终点，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国际社会似乎更专注于经济的发展。
在政治层面，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观点也极具代表性。他在1993年、1999年及2000年关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及中国加入WTO的听证演讲中，一再强调一个观点：通过扩大贸易和经济自由，可以在中国促进自由和民主的萌芽；当中国公民在经济上获得更多独立性时，他们自然会要求在政治体系中拥有更多发言权。他深信，自由主义经济的持续发展，最终将促使中国在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方面与其趋同。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便形成了我们所见证的“全球化1.0”时代的核心特征：各方暂时搁置了国家安全和价值认同的差异，主要依靠经济利益驱动全球化进程。
然而，观察今天的局势，我们可以看到欧美精英界对这一认知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同样举两位代表人物的言论为例：
美国现任国务卿马克·卢比奥在今年上半年的一次演讲中直言：“很多美国人曾经天真地认为资本主义会改变中国，但事实是中国改变了资本主义。”站在他的立场来看，这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失望情绪，认为美国过去的接触政策实际上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
美国副总统J.D.万斯上半年在欧洲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欧洲面临着价值观的退却”。他所指的所谓“退却”，隐含了对伊斯兰大规模移民进入欧洲等现象对欧洲传统价值观带来冲击的担忧。
这两位的观点极具代表性，表明在当前的国际博弈场中，欧美决策者对自身国家安全以及国家安全背后所谓的价值观体系所受到的冲击，感到忧心忡忡。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经济现象，包括全球化的逆流，其更为深刻的原因正源于此。当然，这其中还有更多因素，例如国内贫富不均、全球化导致不同群体受益受损程度不一等，这些都引发了当前对于全球化的反思或调整。但我认为，更为深刻的根源在于国家安全和价值观体系的认同危机——即大家到底能否求同存异？能否在全球化交往过程中，逐渐在方方面面进入更加有序的和平相处状态？这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反思。
这种从1.0向2.0的转化，从时间跨度上看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近期有加速的迹象，有以下三个事件加速了这一进程：
第一个事件是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特朗普上台后，由于其特殊的个性及非传统的政治风格，导致了中美之间表面化冲突的爆发。这场冲突始于贸易，但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产业空心化问题、科技主导权问题，推而广之则是世界主导权的问题。因此，2018年中美贸易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事件。
第二个事件是两年后的新冠疫情。疫情迫使全世界都在反思：现有的产业链全球化分布式布局是否最为合理？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其脆弱性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实际上非常明显。
第三个事件是俄乌冲突。这一事件充分反映了国家安全及背后的价值观认同在世界阵营分化与重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在冲突爆发后非常明确地站在了乌克兰一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当然也包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考量。这促使各国在世界面前表态，对整个国际阵营的分化产生了明显影响，并自然而然地辐射到了经济层面。
综上所述，国际形势的变化因素众多且过程复杂，是在动态发展中演进的。如果一定要梳理出一条主线，我提供的思考维度是：我们正处于从全球化1.0向2.0转化的过程中，而1.0和2.0的主要区别在于三个要素的排序变化：经济利益、国家安全和价值认同。
二、新形势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深化改革的路径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该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哪些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改革？我将分几个层面进行阐述：
第一，面对国际形势变化，在宏观经济导向和企业微观选择上，直接考量是分散国际市场风险。过去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出口重心侧重于欧美市场。从目前来看，欧美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市场，毕竟其在吸纳产品能力方面位居世界第一。但我们必须考虑分散布局。这两年我接触了许多企业出海的案例，深感市场分散化极具潜力。尽管分散后有一部分产品可能会通过转口贸易最终流向欧美，但扩大其他新兴市场的份额仍有挖掘空间。这既与企业出海解决自身经营挑战的微观诉求相符，对国家整体经济安全而言，分散国际市场也是宏观上的正确导向。
第二，必须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之下，拥有一个稳固且强大的内需市场无疑是立身之本。客观情况是，当前我国对外需的依赖度仍然较强。尽管从各种指标分析，内需仍有潜力可挖，但作为大国经济体，外需犹如我们的“体外心脏”，无论其绝对量大小或比例如何，在国民经济全身循环中起到的拉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其能量减弱甚至被切断，肯定会产生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逐步调整结构，向内需倾斜，从而形成良好的、强有力的内需支撑。
第三，实现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一个底层问题，那就是激活微观主体。许多问题表面上看是宏观的、国际层面的，但宏观问题的最终解决，其实要依靠微观的企业家去创新、去发展、去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仅靠政策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每个微观主体不能被激活，许多办法是想不出来的。即使有了大方向，也需要每个企业家不断地去创新、去摸索、去试错。目前来看，我们企业家的活力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如果这方面能解决得更好，将是非常关键的。因此，在深化改革方面，怎么样激活微观动力，这是非常关键的。
第四，我国对未来国际经济新秩序应持有何种主张？ 面对全球化2.0时代，相对而言，我们应该如何调整国际秩序观？
在战略定位上，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中国已经从40年前的“小玩家”或对市场无重大影响的参与者，成长为今天的“大玩家”。随着体量升级，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对世界经济平衡、贸易平衡乃至战略安全平衡都有巨大影响。我们正从规则的追随者升级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更大的格局去面对世界。例如，我们是否应该主动提倡“对等公平的贸易”？在过去的环境中，当我们弱小的时候，客观地讲，贸易规则对我们是有所倾斜和优惠的。但现在我们要理解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可能真的要主动去面对公平贸易、对等贸易的新格局。 这种“公平”与“对等”是广义的，不仅仅局限于关税水平，还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可能影响贸易和经济竞争的因素。除了关税之外，还包括增值税、出口退税、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许可、进口配额、卫生壁垒、技术壁垒及其他种种壁垒，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规则、劳工条件、环境保护、汇率调控，以及产业出现的低价倾销问题等。如果我们能以新国际秩序规则的制定者，或者至少是主要参与者、主导者的角度来审视这些问题，我们的心态和眼界都会发生变化。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深入考虑的方面。
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外需对我们的重要性，以及这种依赖的长期性。我不认为我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摆脱外需。实际上，外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我们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其绝对量如何，即便比例上看还有潜力，但它的存在对拉动我们的经济循环——不仅是外贸相关的循环，也包括内循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这部分循环出现问题，实际上会拖累我们所有部门，导致经济体在相当程度上出现疲弱状态，这对进一步转型非常不利。如果我们这样看待问题，就必须处理好与各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世界主要市场国家、技术强大供应者国家的关系，这一点至关重要。 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我们在考量国家安全、价值体系、经济利益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安全、价值观认同和利益，也要把对方的问题考虑进来。在全球博弈中，只有既考虑自己的利益、动机、追求和诉求，同时也考量对方的利益和诉求，谋求在新的条件下共生共荣，这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
内需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短板。不仅是因为经济健康依赖于内需，从外贸角度讲，我们现在实际上处于“大乙方、小甲方”的地位——我们买得相对少一些，卖得更多一些。这导致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相对偏弱。我们要通过努力，把自己变成“既是大乙方也是大甲方”，这样在国际经济博弈中才会有较好的谈判地位。所以，扩大内需也是战略级的考量。
三、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反思
最后，针对刚才提到的三个问题，我再补充一个偏理论层面的思考。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关税问题。因为在全球化竞争中出现了特别热点、聚焦的政策手段，像特朗普一再利用关税来尝试达成其多种目的，关于关税的讨论也非常多。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我认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存在容易被忽视的盲点，供学者讨论以及政策制定者参考。
第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可能过于粗糙。该理论总是认为，各国只要专注于所谓的竞争相对优势领域进行分工，对各国都是有益的。我认为这个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把世界各国都当成一个整体、一个自然人来看待。其实一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时，其内部实际上是多个利益群体的组合。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中，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受益和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在美国表现得非常典型，其实美国的蓝领阶层在全球化进程中是受损的，综合而言至少是相对受损的。这造成了其社会的分裂和极化。因此，我们以后在考虑国际贸易时，不能非常简单地把一个国家想象成单一群体，不能简单化地认为一切保护主义倾向都是“反动派”、是没有道理的“胡搞”。
第二，关于秩序的维护与滥用。不管是旧的国际贸易秩序还是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在秩序形成时都需要各国去维护它、珍惜它，从好的方面去爱惜它，而不是去滥用它。这就像打篮球，规则里可能允许合理冲撞，但如果一个球队不是研究怎么打球得分，而是专门研究怎么样冲撞、尽量去钻规则的空子，这慢慢就会把整个局面搞坏。所以，我认为任何国际贸易秩序、国际经济秩序其实都有一定的脆弱性，其中有很多隐性的、没有明文规定但大家心照不宣的东西，也需要大家去尊重。
第三，全球化国际分工是有大前提的，那就是世界和平。传统理论假定每个国家都在游戏场中追求自己人民的经济福祉，但这个前提是：这个国家是和平的，世界是和平的。如果这个国家在全球村的竞争中，形形色色的国家有不同的诉求，有些国家或许会在某个阶段把经济诉求推到第二位或第三位，而是把其它的诉求放到了更高的位置，实际上这个国家的经济秩序也是不可持续的。比如如果有人要建立“伊斯兰国”，很显然他对老百姓的福祉就不会那么重视。实际上我们也要跳出经济看世界，这个世界是否真的是一个和平的世界？有没有可能大家还是共同追求一个和平的环境，为自己本国人民谋求某种经济福祉？这也是我们整个世界能否从1.0向2.0转化过程中，进入到一个大家还能和平共处、共生共融状态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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